您现在的位置是:首页 >每日动态 > 2023-11-04 00:06:20 来源:

男子被诬陷地铁偷拍案开庭未宣判当事人:至今也想不通 发生了什么

导读 【男子被诬陷地铁偷拍案开庭未宣判,当事人:至今也想不通】下面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!你是不是在偷拍?始于四个月前的质问,...

【男子被诬陷地铁偷拍案开庭未宣判,当事人:至今也想不通】下面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!

“你是不是在偷拍?”始于四个月前的质问,终于迎来了最终的结局。尽管当天被质问的何叶(化名)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并未偷拍,但他想要的一句诚恳的赔礼道歉,却很不容易。

一切风波始于何叶的鞋子,鞋面上两个金属装饰物发出了反光,让同车厢两名女性乘客认为有“偷拍摄像头”。随后,双方一同前往了派出所,经民警检查,确认了何叶的鞋子并没有摄像头。何叶也收到了一句“对不起”,但在他看来,这句道歉极其潦草敷衍。

在车厢中被指责、当众脱鞋检查、在地铁站墙边光脚等待,再到警务室。他想不通,“为什么会是自己?”他更想不明白,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,而他却连一句诚恳的道歉都没等到。

何叶决定起诉,他要通过法律手段维权。其间,他在网上寻求目击证人,也经历了“不立案调取不了证据,没有证据无法立案”的僵局,好在有目击者愿意为他提供帮助,得以成功立案。

11月3日,该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两名被告女子本人未出庭,由代理律师出庭应诉,案件未当庭宣判。

“众目睽睽下被‘逮捕’了”

6月11日,这是事发的日期,何叶记得很清楚。原本那天他过得非常愉快,头一晚和朋友去爬了龙泉山,欣赏了日出,当天还和朋友聚了会。

当天晚上,他搭乘地铁从犀浦返回世纪城,这趟行程从成都城西到成都城东,几乎跨越大半个市区。在从地铁六号线换乘到一号线后,何叶还为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让了座位,随后他站到了地铁车门旁的金属立柱边。

此时,何叶回家的行程已经走了大半,但意外突然而至。车厢内,两名女性突然大声喊道:“你是不是在偷拍?”并说出了她们的理由:她们看到何叶的鞋面上闪过绿光,怀疑这是小型偷拍摄像头。

何叶当时所穿鞋子(受访者供图)

此时,何叶只觉得“一脸蒙”,整个车厢的人都看了过来,待他回过神来,地铁安全员已经抵达他身边。事后,何叶在自述文章中写道,“在全车众目睽睽的注视下‘我被逮捕了’。”

愣神过后,何叶脱下了鞋袜,让对方检查,以证明自己并没有偷拍。旁边的乘客也向两名女士解释,他们看到的应该只是鞋子上金属装饰物的反光。

何叶事后拿到的现场视频显示,他站在金属立柱旁,裤脚提了起来,一名坐着的女士说道:“它是在闪光,不是在反光。”旁边另外一名女士补充道,“刚刚亲眼看到的,我们拍的时候他就关了。”

事发现场(受访者供图)

“就像是犯人在指认现场”

何叶回忆,他当时除了迷惑,更多的是无助,但他没有过多争辩,只是默默地配合。

彼时,“广州地铁大叔被指偷拍一事”正闹得沸沸扬扬,何叶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在车厢内他脱鞋自证清白,甚至不敢用手,只能用左脚蹬掉右脚的鞋子。

当时的乘客施先生是目击者之一。他介绍,事发6月11日晚10时许,当时他正乘坐地铁回家,途中突然听到有两名女生指责一名男生鞋子上有偷拍设备,“因为平时挺关注这方面新闻,就特地留意了一下。”

施先生介绍,两名女子称这名男生的鞋上有问题,装了偷拍摄像头,他也特意观察了一下鞋子,鞋子上有金属片,但根据他的推断,这样的鞋子是不太可能有偷拍设备的,他将自己的推断告知了两名女子,无奈对方不信。

施先生还绘制了一张示意草图。草图显示,当时他坐车厢右边,两名女子的座位在车厢左边,被指偷拍的男生则站在座位旁边的一根竿子附近,距离两名女子有一米左右距离。

施先生绘制的草图(受访者供图)

在地铁抵达锦城广场站时,何先生在地铁安全员的“搀扶”下走到了站台,他被要求靠墙站着,“把右脚的鞋子脱下来,并且不允许我用手碰我右脚的鞋子。”不过在下车之前,他自信地回头告诉同车乘客,请大家相信他。

在地铁站台,走来了地铁工作人员询问情况。何叶表示,全程他几乎没有说话,“我复述一遍会有一种在指认现场的感觉。”并且他认为,“按照我的哲学,出现问题就应该像贝克汉姆一样,被冤枉了、批评了,不用解释,让他们的批评和怀疑更加深刻一点。现在他们对你的怀疑有多深,那么后面他的后悔就有多重。”

在此期间,何叶也反应过来,这件事应该报警处理。地铁值班室工作人员帮忙报了警,何叶就一直站在墙边,一只脚的鞋袜被脱掉,等待警察抵达。何叶从未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慢,身边列车一趟趟经过,几乎每一位经过的乘客,都要看他一眼。“我觉得我已经社会性死亡了。”何叶说,虽然他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妥的事情,但对不知情的路人来说,“这就像是犯人在指认现场一样。”

“过于敷衍的道歉,我不接受”

当晚11时许,何叶终于等到了警察的抵达,一同搭乘地铁前往派出所。他记得,在地铁上,一位民警曾坐在座位上反复观察,“就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场景复现。”

在派出所,民警当着两位女士的面,将何叶的鞋子脱下细致检查,甚至连鞋垫都检查了。最终,民警确认,鞋子中并无任何摄像设备,何叶也并未偷拍。

有了民警的一锤定音,何叶本以为这场闹剧可以就此结束。按照他的理解,事情清晰明了之后,两位女士为自己的不妥行为道歉,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在民警和两位女士沟通后,一位女士对着他飞快地说了句“帅哥,对不起”,便要转身离开。

“她们好像一秒都不想多待。”何叶说,他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进行诚恳的道歉,过于敷衍,“我不接受道歉。”

他在笔录签字上明确写道,自己将提起诉讼。

原本十分正常的回家之路,因为这一波折,让他身心俱疲。“出派出所已经晚上12时左右了,我当时只觉得自己胸闷气短,难以呼吸。”何叶表示,当时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家,而是去了医院,好在经过检查身体并未出什么毛病,但当晚的事情却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
在医院等待报告时,何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长文,发布在网上。引起了广泛讨论,有人表示支持他依法维权,还有律师表示愿意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,有人则认为他的文章是一篇无中生有的“小作文”。

“曾感觉走进了死胡同”

网络吵得不可开交时,何叶也下定决心要起诉两名女士。他说,起诉是因为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,自己证明了清白,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

打官司对何叶来说是第一次,就像是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一样,他要的是一个“说法”。

维权之路,却比他想象中要复杂得多。在第一步,就撞了“南墙”,决定要起诉后,他就去了派出所,希望能拿到报案回执或者是笔录。但由于他并非报警人,且并未立案,警方无法为他提供相应材料。

于是,何叶只能求助专业人士。此前,网络上有律师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,还有网友表示愿意为他众筹律师费,但何叶都拒绝了,“我这件事只是发到了网上,受到了大家的关注,但依旧是一个普通人的维权,我想自己进行。”在他和多家律所沟通后,最终敲定了一家,对方也按类似案件的最低标准收费。

可当他准备前往法院立案时,又再次撞了“南墙”。由于何叶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,法院也无法为他立案。“立案需要证据,可我不立案,就调取不了证据。”何叶说,他前后忙碌许久,“派出所在南边、律所在北边、地铁公司在东边”,他辗转于成都市的各个角落,最后感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。

“真的感觉到有些绝望,很无助,但这也是正常程序,警方不可能听我一面之词就把涉及其他人的资料给我,立案我又确实拿不出直接证据。”何叶说,尽管困难重重,但他依旧坚定地想维权,他有两个方法,要么目击证人愿意为他提供书面证明,要么到两位女士的户籍地立案。

何叶希望寻求目击证人的帮助,然而彼时,曾经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的目击者施先生,又恰巧身在国外,多有不便。何叶说,他本想寻求地铁公司的帮助,但对方也拒绝为他提供书面材料。

好在柳暗花明又一村,另一位目击者愿意为他提供书面证明。

立案通知书(受访者供图)

终于,在目击者的帮助下,何叶走出了维权的最关键一步,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受理他与两名女士的“一般人格权纠纷”案件。此时,距离“地铁被指偷拍”已过去了两个多月。

立案成功后,何叶长舒了一口气。自6月11日事发以来,他无数次想过:“为什么是我?”决定维权以来,又经历了重重困难,同时他要平衡工作、生活和维权,层层重压下,他只觉得自己的头发也掉了不少。而这件事,他除了在向公司领导请假时透露了外,并未告知身边的家人、朋友。

何叶说,好在公司领导也表示会支持自己,并在工作上为他提供了些便利,同时,在网络上尽管也有人质疑,但更多的是来自陌生人的鼓励和关心。

“不想借此成为网红”

立案成功后,何叶的生活也基本恢复了正常,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却一直没有消散。搭乘地铁,他会下意识远离车厢门的那根金属立柱,摘下自己的眼镜,尽可能往人少的地方站,即使要玩手机,也尽量把手机放平,以免引起误会。

在自己的文章受到广泛关注后,还有5位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联系过他,但其中4位都已放弃了维权。最后一位仍在维权的男士,也一样陷入了没有证据无法立案的窘境。

这位维权者接受媒体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,他在地铁安检时,一名年轻女子说他“性骚扰”,并当众对他进行了言语侮辱。警方查看监控后,证实他并没有不法行为,但该女子拒绝道歉。郭先生决定起诉。在多次与法院和警方沟通后,郭先生依然因为缺乏证据材料无法立案。他的经历并未像何叶一样获得舆论关注,没能找到为他提供证人证言的目击者。

何叶说,四个月来,他深感维权之路艰辛而漫长,但对方侵权的成本却是极低,“就算是对方错了,因为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,最多也就是一句道歉就了事。”

“我至今也想不通,实在无法理解她们(两名女士)。”何叶说,过去四个月了,他依旧没想明白,当时怎么会被误认为在偷拍的,当时他和两位女士的穿着都是再正常不过,且他站立的位置距离两位女士也有相当的“安全距离”,最让他无法理解的是,在警察证明他的清白后,两位女士的敷衍态度,“一个人要道歉,肯定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才行”,这也是他维权以来的最大诉求。

偶尔,他也会想,如果当时自己没有让座会怎么样,“我没有后悔让座这个行为,但忍不住下意识设想,当初也许一些小变动,就不会有后面这一系列问题了。”

何叶说,最初他还想着经济赔偿只要1元钱,但后来改变了主意,他认为1元钱对对方来说没有压力,即使败诉也不会觉得自己错误,最终他同律师协商后,按正常诉求提了经济赔偿。

另外,何叶也将成都地铁作为了被告追加。他认为买票乘车就和地铁方建立了合同关系,但地铁方在事件的处置中,对他造成了次生伤害,且在维权途中,地铁方也没有进行任何的配合。

“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维权,这样的事也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”何叶一再表示,他并非想借此成为网红,起诉也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益,他想尽快开庭,“好结束这一切,让自己回归正轨。”

11月3日,该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两名被告女子本人未出庭,由代理律师出庭应诉,案件未当庭宣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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